即使进了接近通才教育的科目,也不要做专业的奴隶。
我在北大中文系读大一时就有个极端的哲学:专业训练就是奴役。真正的大学教育,是追寻自己人生和社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绝不可能被人为的专业划分限制。所以,我常常逃课。比如跳过本系的文学理论,去听张广达教授的中国通史。
我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大学文史不听张先生的课就算白来了。当时追寻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长期贫穷落后。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个假问题。因为中国十八世纪以前不能说是贫穷落后。但是,这是那个时代我内心的声音。现在我阴差阳错终于以历史为专业,也多亏那时对专业的反叛。
最后,需要提醒在大学读书或将要进大学的学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在大学所学的未必是将来所用的,为什么还要全力以赴地去学?我以为,大学和退休后这两段时间,是人生中绝无仅有的非功利时期。退休后的非功利常常是无奈,大学的非功利则是一生成功的基础。读大学就是要有“过把瘾就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