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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公共行政学
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初,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越南战争、公民权运动、水门事件、能源危机带来的社会政治问题,使公众对政府丧失了信心。与此同时,英美国家的经济亦陷入“滞胀”困境中,经济低速增长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现实对行政学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于是,一批美国青年行政学者发起了“新公共行政学”运动,指责作为应用型学科的公共行政学离开了时代主题,逃避了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应该进行改革。
新公共行政学以公平为核心,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试图回答以下的两个问题:(1)政府如何在可供利用资源的条件下提供更多更好服务(效率); (2)政府如何少花钱而保持特定的服务水平(经济)。新公共行政学增加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特定服务是否增进了社会公平;主张行政管理人员不应该是价值中立的,他们应当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应当把出色的政府管理与社会公平作为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的基本原理、应履行的必要职责和应遵循的社会准则,而且社会公平这一社会准则本身又赋予了新的公共行政以新的使命,即它有责任改革那些在制度上、功能上、效果上妨碍社会公平的政策与影响实现社会公平目标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换言之,新公共行政应对削弱社会公平、影响经济有效管理的各种因素和组织结构进行变革。
新公共行政学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美国行政学的一种转变,这种转变的基本原因主要不在公共行政本身,而是在其社会和政治背景。
六、公共行政学的新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行政学已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尽管它仍然缺乏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明确的体系,但作为一门学科,其地位已在不间断的争论和探索中得到巩固。与促进行政实践和深化理论研究的需要相适应,80年代以来,西方行政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内容和特点。
他们认为,虽然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的不同,不能简单地将企业管理的实践和技巧移植到政府机构管理之中,但两种管理的区别确实在不断地缩小,相互影响也在不断增强。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借鉴私营企业的管理经验是有益的。
通过把企业管理的精神移植到政府中来,改变官僚政府内部的管理机制和内部驱动力,来达到重新塑造政府形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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