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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6-07-01 17:36     点击：

　　战后，另一位著名的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吸收了行为科学、系统理论、运筹学、计算机程序等新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继续从组织中人的方面研究组织行为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有限理性”决策理论。他在1947年发表的《行政行为——对行政组织中决策过程的研究》、1960年出版的《管理决策新科学）以及1958年与詹姆斯·马奇合著的《组织》等著作，奠定了他在现代行政学领域的地位，他也因此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麦格雷戈的X、Y理论等，对当时的行政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政治与行政分离这一行政学初创时期的观点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将政治与行政相分离的看法过于天真，主张政府管理是政治统治过程的扩展，行政管理基本上是统治问题，而不是管理问题。1964年，威达维斯基（Aaron Wildavsky）出版了《预算过程的政治学》一书，探讨了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政治这一课题，认为预算与其说是施政的工具，不如说是全社会决策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各社会集团、各级政府、办事机构、管理制定预算的机关、总统、经济顾问团、国会和国会所属各个委员会等共同决定“谁在何时、何地、如何得到什么”。如果各种组织可视为政治结合体，预算就是下级组织之间借以在相互抵触的问题上讨价还价，追加经费，相互刺激，以达到各自目的的一种手段，预算不过是一种政治妥协和政治策略。

　　毫无疑问，行为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以及政治学派的探索，使公共行政学在战后一段时期内获得了重大进展，从只注重组织结构、法令、规章制度及权责分配，到同时重视组织中人员意见的沟通、个人欲望的满足、非正式组织的作用；从政治与行政分离的研究，到政治与行政结合的研究，这对认识公共行政的性质和规律显然是深化了。但是，这个时期又出现了新的片面性，如过分重视人的行为因素，忽视了组织结构、法制的作用，忽视了环境的影响。

　　四、20世纪60年代的公共行政学

　　20世纪60年代是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代，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尤其是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应用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管理的现代化，也为行政科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管理科学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成为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摆脱了对政治学的过分依赖，由纯理论研究转向应用研究，变成一门“硬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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